唐宋时期经济繁荣，文明昌盛。常言道，盛世修史典碑。从唐诗到宋词，各种新式的文学体裁得以创立和兴起，碑志文就是其中一种特别的应用文体。
自中唐以来，上层人物及文人志士越发注重碑志文的创作。这种特殊的碑志作品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被人们重视，出现了许多融书法和文学于一体的碑刻艺术作品。
北宋时期时，墓志铭内容的创作风格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到了邵雍时期，明道、经世及致用的新儒学开始盛行，碑志文风不再追求唐代那种咏美颂德的春秋笔法，提倡一种“明体达用”的义理之风。《论尹师鲁墓志》中，欧阳修就提出一种“简而有法”的碑志创作思想。这种新式的墓志铭写作风格，淡化了门第家世背景，更加讲究客观公正、秉笔直书，用词也更平和内敛。
北宋时期这种更加客观的碑志文的审美追求和写作风格，我们可以通过程颐所指撰《邵雍墓志铭》一管见豹。
邵雍墓熙宁丁巳孟秋癸丑，尧夫先生疾终于家。洛之人吊者相属于途。其尤亲且旧者，又聚谋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志于墓者必以属吾泊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敢辞！ 谨按，邵氏姬姓，系出召公，故世为燕人。大王父令进以军职，逮事艺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隐德不仕，母李氏，其继杨氏。先生之幼，从父徒共城，晚迁河南，葬其亲于伊川，遂为河南人。先生生于祥符辛亥，至是盖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尧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举遗逸，试将作监主薄，后又以为颍州团练推官，辞疾不赴。 先生始学于百源，勤苦刻厉，冬不炉，夏不扇，不就席者数年，卫人贤之。先生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尝及四方，遽可已乎！”于是走吴适楚，过鲁宋客梁，久矣而归曰：“道其在是矣。”盖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学，力慕高远，谓先王之事为可必致。极其学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观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颓然其顺，浩然而归。 在洛几三十年，始也，蓬荜环堵，不蔽风雨，躬爨以养其父母，居之裕如。讲学于家，未常强以语人，而就问者日众。乡里化之，远近尊之，士人道之，来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庐。先生之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彻中外。接人无贵贱亲疏之间。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取甚异于人，顾吾所乐何如耳？病畏寒暑，以春秋时行游城中，士大夫家听其车音，倒屣迎致，虽儿童奴隶，皆知欢喜尊奉。其于人言，必依孝悌。乐道人之善，而未尝及其恶。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所以厚风俗，成人材，先生之功多矣。 昔日七子学于仲尼，其传可见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余门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为学。虽同尊圣人，所因而入者，门户亦众矣。况后此千余岁，师道不立，学者莫知所从来。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修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纯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学者，岂所谓门户之众，各有所有而入者与？语其成德者，昔难其居。先生之道，若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先生有书六十卷，命曰《皇极经世》、古律诗二千篇，题曰《击壤集》。先生之葬，衬于先莹。实其终之年，孟冬丁酉也。 铭曰：呜呼先生，志豪力雄。阔步长趋，凌高厉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在古或难，先生从容。有《问》有《观》，以饫以丰。天不遗，哲人之凶。鸣臯在南，伊流在东。有宁一宫，先生所终。
邵雍跟程颐关系密切，结拜为兄弟，邵雍曾嘱咐其墓志铭由程颐来写。《邵雍墓志铭》第一段开头时，程颐就这样写道：“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敢辞！”
邵雍墓志铭中第二段介绍了邵雍的家世继承，这是一种传统习惯。追及邵雍的血缘关系从周文王到召公，简要地介绍了其爷爷德新、父亲邵古，以及邵雍妻子王氏和二子伯温、仲良。
第三段、第四段从邵雍小时写起，讲到了邵雍勤苦刻厉于百源之上，然后外出游学终有所得。
第五段述说了邵雍的德行端正。在洛阳的三十年里，乐道人善，深受众人喜爱和尊敬，“乡里化之，远近尊之”。
第六段述说了邵雍的学问宏深。得之于李挺之，纯一而不杂，著成《皇极经世》及《击壤集》。
第七段墓志铭收尾。追思逝者，道邵雍先生“探幽索隐，曲畅旁通。”
墓志铭这种特殊文学体裁受制于载体石碑的大小，碑文字数就会有所限制。象一般大小的中等石碑，也就只能石刻字左右，所以，墓志铭用词需要非常地精简扼要，寸石寸金，所写字数还要与石碑大小相匹配。
程颐为邵雍所写的墓志铭，用词非常简约朴实，平和内敛，叙事不虚美，不隐晦，不隐恶，相对来说更加客观公正，北宋这种经世致用的新儒学思想也在《邵雍墓志铭》中得到了体现。
作者：李天来
参考资料：《唐宋转型与碑志文创作》（作者：徐海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