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中国本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而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被后世尊为“圣人”。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中,有一个一贯东西的道统一直以来争议不断,后世称之为“夫子之道”,也叫“一贯之道”。
搞清楚这个“一贯之道”的真正含义,对于新时代孔学的传承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有着非凡意义。
说到“一贯之道”,很多年长的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近代那个规模很大的邪教组织“一贯道”。
这一点必须澄清一下,“一贯道”不过是盗用圣学名词,实际走的是邪教的路子,跟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混淆了。
那么孔子的“一贯之道”是怎么提出的?
《论语》中有过这么一段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我们不妨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孔子坐在房中,弟子曾参从门口路过,曾参就是孔子的弟子曾子。
孔子叫住曾子对他说:“参啊,我有个一贯而通的道传授给你。”
曾子听完之后也不问这个道是什么,点头说了一声:“好的。”然后就出去了。
门外别的弟子特别好奇,问曾子老师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传授我的道,不过是忠与恕罢了。”
由此,这个所谓的“一贯之道”也就诞生了。
由于这次传道非常神秘,孔子什么也没说,曾参什么也没问,所以后世对于孔子所谓的“一贯之道”的真正含义,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解析。
单从字面上来看,曾子似乎已经将孔子传授给他的“一贯之道”进行了解释,即一忠一恕。
忠就是一种对己对人诚实不欺、毫无保留的情感发放,而恕就是一种依托推己及人、同理同情而生的平和心态。
以此二者为情感和心态基础,行为的对外发挥便也算有所规范,确符合常理范畴内的道德品德规范。
但此解虽然能够说通,但就逻辑上却亦有些僵硬与牵强。
单就忠、恕二字来说,夫子多年施教,门下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又何必命以“一贯之道”单授于曾参呢?
且忠恕之解为曾参所言,并非夫子亲口所言,故而诸多学者对此解析并不认可。
宋代大儒朱熹对“一贯之道”有着自己的解析。
朱子认为关于“一贯”,“一”是忠,“贯”是恕;“一”是体,“贯”是用;“一”是心,“贯”是事。
这种“体与用,心与事”并谈的辩证论法是典型的理学论法。
理学受禅宗影响,对心性的体悟和发挥较为细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用理学视角来看待“一贯之道”的解析则更加偏向于一种心法的传承,而所谓忠恕也不过是心在一定条件下的本能发用。
而当代学者郭沫若也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纵览孔子的言论,他本人从未亲口解释过“一以贯之”的“道”究竟是什么。
曾子虽解释为“忠恕”,这是否即是孔子原意无从判定,但照比孔子的治学为政主张,可以看出其实孔子所谓“一以贯之”的道其实是“仁”。
而由此来看曾子解释确也不离“仁”之内涵。这种解释虽然说的通,但为解析“一贯之道”却又引入内涵更为博大复杂的“仁”的概念,此等“以古解古”的方式怕是横生枝节,反而越解越深了。
有的人可能质疑“仁”的概念怎么就复杂了,博爱之谓仁,人与人都相亲相爱就是“仁”啊。
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误读,孔子虽然主张“仁”道,但翻遍《论语》也未见孔子给“仁”下过明确的定义,更没有提过“博爱之谓仁”这句话。
所以这种关于“仁”的解析并非孔子本意,而是出自韩愈,韩愈自称得到了儒家道统,但其实韩愈是研究墨家的专家。
他所谓的“博爱之谓仁”根本就不是孔子的“仁”,而是墨家的“兼爱”思想,这种解析实属“以墨解儒”,肯定是有问题的。
仔细品读《论语》之后可以感受到,孔子真正的“仁”绝非韩愈所说的这般狭隘,其包含修己、安人、为政、安天下等等诸多方面。
故而“一贯之道”或许包含在“仁”的思想范畴内,而以“仁”来解“一贯之道”则恐有主次颠倒之嫌了。
那么关于这“一贯之道”的解析,笔者亦有些后学旁门之见,在此提出仅供供参考。首先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结合生活经验去思考一下。
第一,孔子门下弟子优秀的很多,例如“闻一以知十”让孔子都自叹不如的颜回、“闻一以知二”的自贡等等。
为什么此二者孔子不传,却只传道于“参也鲁”的曾参。鲁就是愚钝、笨拙的意思,曾参在孔子的弟子中悟性并不是很高,甚至可以说愚钝。
但愚钝者往往朴实、敦厚,做学问往往踏实。
比如孔子说:“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人太聪明了就容易耍小聪明,难以踏踏实实、始终如一的下功夫。
但愚钝者往往不同,听到教诲便始终如一地践行,正如龟兔赛跑一般,久而久之功夫反而深厚。
而且敦厚者往往天生品行纯良,比如《说苑》记载曾子曾经一不小心砍断了很多瓜苗,他的父亲暴怒之下把曾子打晕了过去。
等曾子醒来后非但心中无怨,反而第一时间关心父亲是不是气坏了,或是打自己的时候闪到了腰,此等孝德可见一斑。
所以,笔者推断孔子传道曾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曾子虽悟性一般,但由于本性纯良,且时刻践行修身,功夫已深,且心中杂念较少值得托付道统。
第二,为什么孔子传道只说了一句“吾道一以贯之”,之后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曾子却也没有问明原由,只回答了一个“唯”,也就是“好的”。
这一点笔者比较支持宋代理学家的看法,便是这其实是儒家心法的传承,心法往往是以心传心的,不需要过多解释。
因为平日里践行功夫其实心中早有感悟,此处一点,心心相通,又何必再过多言,或立文字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借来佛家禅宗的一个著名的公案来便于举证,因为这个公案与孔子传心的故事如出一辙。
话说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对着百万天人,大家都在等着世尊传法,但释迦牟尼一句话也不说,默默用手拈其一束花枝,然后向大众环视一转。
台下大众全都不知何意,只有大弟子摩柯迦叶展颜一笑,于是释迦摩尼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诸摩柯迦叶。”
这就是禅宗的开始,迦叶尊者受了佛祖心传法门,成为了印度禅宗第一代祖师,阿难为二代祖师,代代相传,直到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大师。南北朝时期达摩大师将禅宗心法带到了中国,也就有了后世中国的禅宗以及诸如惠能、神秀等中国禅宗大师。
禅宗即是佛法的心法,这心法便是代代心传,不立文字的。
但是要注意,怎么才能做到心传呢?
后世有很多禅师只记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便认为禅宗心法全靠顿悟,不去读佛经、学佛理、参禅下功夫,结果落入了狂禅之境,空耗一生精力。
真正的禅宗虽后有“南顿北渐”之分,但其实功夫实乃不分顿渐,渐修到一定程度自然会顿悟,顿悟之后依然需要渐修,这是无止境的轮回。
后儒所谓“知行并进”便是这个意思,而现代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法便也是异曲同工。
回归主题,很多人说“孔子不讲,曾子不问”是因为孔子等着曾子问,而曾子等着孔子讲,结果搞了一场互等的尴尬局面。
但实际或许并不是,而是“孔子不用讲,曾子也不用问”,因为曾子在平日下功夫的时候体悟已经到位,两人眼神一对,其实孔子的意思曾子就已经领会了。
而由此也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曾子出来要做“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解释呢?
这其实是曾子帮助老师施教的良苦用心,曾子功夫到了能够体会到“一贯之道”的含义。
但若如此传道给功夫未到的同学们,一来同学们怕是理解不了,二来就好比后世禅宗的狂禅,产生了忽略基础功夫的培养而一心追求顿悟的投机心理,这样不利于孔子老师传道受业的初衷。
所以曾子用“忠恕”来答复同学,一来可以解了同学们的好奇心,二来“忠恕”本就是为人处世最根本的修养,将“忠恕”套上“一贯之道”这样高大的外套,自然也就有利于鼓励同学们去下修身的基础功夫了。
曾子此举实乃一举多得,由此看来曾子虽然资质愚钝,却是大智若愚,孔子传道于他也确实没有错。
相传儒家正统心法就是由孔子传给了曾子,曾子传给子思,而子思又传给了孟子这样代代相传的,这其实与禅宗祖师的衣钵之传颇为相似。
而由孔子授教言论总结而成的《论语》、曾子著的《大学》、子思的《中庸》与孟子所著《孟子》也成为了影响后世数年的“四书”经典。
所以综上,其实“一贯之道”即是一种心法,一提到心法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神秘,如同一种武功秘籍一样。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心法即是一种通过长期对心下功夫去品味、反思、实践而获得的一种超越性的内在体验,即是对心态、意识功能极其细腻、敏锐的主观反照。
而所谓修为的深浅,其实就是这种对心的洞察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体现。
比如我们工作中跟领导发生了分歧,这个时候心就要开始活动了,抛开客观因素不论,这个时候我们以“公大于私”的心态去想办法去完成工作即是“忠”,答应完成的工作一定要完成即是“信”,懂得站在领导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即是“恕”。
由此发挥下去,儒家的道理渐渐也就都明白了。
孟子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其实也就是这么推导总结来的,后儒谈论的心性、致良知、私欲等等也都是由此发挥而来。
其实本质上都是孔学的心法,其目的都不过找到细入无间而透彻心性的体用,同根同干,不过枝繁叶茂罢了。
心传虽是相比立字、立说是更最为精准的传道方式,但却也容易让不明所以的学者走上歪路。
例如儒家自孟子以后心法的影子就已经少了很多,荀子虽被称为儒家集大成者,但其学说总体偏向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方面,以儒家的人文精神为基础加入了很多法家的思想,构建了一套治世为政的思想。
而儒学到了汉代经孙疏通、董仲舒等人的发挥,更是一分为二,一来设立博士职务,专攻经书考究,尤其是春秋公羊传,这种考究功底更是一度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标准。
二来董仲舒结合“天人感应”思想而形成了一套封建迷信的礼教体系,使儒学一度成为君王统治的工具,其心法部分可以说近乎失传。
直至后世宋明时期的理学和心学才渐渐找回一些心法的影子,但其大部分思想还是来自禅宗,与正统孔学存在一定区别。
佛学也是一样,禅宗一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致后世衣钵虽代代单传,但同门却也出了很多别派,比如天台宗、净土宗以及华严宗等佛家宗派,其实都与禅宗有着密切关系。
所以,这种心传的方法也只能说是有利有弊,后世尤其是近代传统文化的没落其实也与心法的失传有着极大的关系。
五四时期,老一辈爱国青年为寻救国之路,愣是大喊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削足适履,将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直至今日若在网络上为孔子直接正名,仍能感受到当年那种排山倒海之浪势。
大众虽本心乃是救国,但实乃误会了“孔家店”,因为其打到的“孔家店”其实早就不姓孔了,孔子却莫名巧妙背起了这骂名,实在是怨。
时至今日,“新文化”的浪势渐渐退去,“文化自信”的新一波浪潮正在涌来,吾辈青年当乘此浪势,重整“孔家店”,重整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血液。
让老祖宗的宝藏重新绽放光彩,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一把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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