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树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人类学博士。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获得者，国家民委重点联系中青年。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广西靖西县几个村庄的墓碑、石刻资料,揭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阶层的变动与文化面貌的转变。清初，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实行“改土归流”，帝国统一的文教制度——科举制度——随之推行，基层权势阶层逐渐实现由土司头目向功名人士的递嬗。新兴功名人士阶层不仅参与兴建庙宇等公共事务，还在家族内部创造出书写祖先谱系的新传统；发展壮大后的他们进而还重构了地方历史。地方社会的阶层变动与文化建构促进了传统中国的边疆建构与国家整合。
关键词：边疆地区功名人士祖先谱系地方历史国家整合
一、概念定义与研究背景
关于阶层(class)的定义可谓种类繁多，总结性的概括可参考英国学者克朗普顿的三层意义说。本文视阶层为一种政治、经济地位，是具有相似文化能力与品位，同时具有内部网络的社会群体。“阶层变动”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本文中是指社会中原有的阶层瓦解溃散，新的阶层生长成型。本文用此概念来概括清初南方边疆地区在“改土归流”运动后，基层权势阶层由土司头目向功名人士的递嬗以及功名人士群体的成长壮大过程。本文不打算使用习见的“士绅”一词，一方面是因为士绅概念本身具有争议，例如著名学者何炳棣认为生员并不应当算入士绅，而另外一位学者张仲礼则将他们处理为低层士绅；另一方面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区域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以往士绅研究通常集中于江南等历史上经济较为富庶、政治较为中心的地区，这个概念可能因刻板印象而带来误导。因此，本文直接用“功名人士”一词来指代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各种功名的人群，这个标准是确定的，不具有主观性。
研究“改土归流”后边疆社会的发展与变动，这在学术界不是新题目。到目前为止，针对不同区域和民族的研究成果均有涌现，但这些成果集中于对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进行归纳和论述，能具体落实到社会阶层变动及其引发的文化面貌转变上的成果还比较少，因此，温春来针对贵州西北部地区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演变与文化变迁的研究具有一定开创性。究其原因，乃是缘于边疆地区的文教在晚近才得以发展，留下的相关历史资料极为稀少。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进一步研究小地理尺度里乡野基层社会阶层的变动则更属不易，因为这需要前后连续的、可供对比的历史资料。在欧洲一般可利用地方教堂档案进行细部的历史、社会、人口等问题研究，在中国则需借助谱系完整、内容详实的墓碑、家谱等家族资料。本文即主要利用广西靖西县数个村庄中几十块时间延续近三百年的家族墓碑以及石刻材料等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细致、系统地一窥基层实态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着重考察这种阶层变动对地域文化的重大影响。
广西靖西县位于中国南部的中越边境区域，当地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99%以上，是最为典型的壮族聚居县。靖西县在明清时期属归顺州，据明嘉靖《广西通志》记载，归顺州是在弘治九年(年)“由峒升州”，由岑姓酋领建立土司进行统治。史籍中关于此地在明弘治以前的记载甚少。
雍正八年(年)，归顺土司因参与“邪教”案件而被革职查办，归顺土州因此改土归流。当然，归顺州改土归流不过是清初鄂尔泰整治西南疆土运动中细小的一环。雍正四年(年)，颇具雄才伟略的鄂尔泰就任云贵总督，两年后又兼辖广西，他在西南地区推行了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改土归流运动，即废除少数民族首领世袭治理权，建立内地的府、州、县制，改由中央委派具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治理。
归顺州改土归流后文教措施次第展开。官方学校性质的文庙在雍正十三年(年)落成，位于州治之东，庙成之时所立的《创建文庙碑记》详细记载了文庙的形制：“先崇圣祠、大成殿，次两庑、大成门，名宦乡贤翼辅左右，又次泮池、棂星门及礼门、义路，循序并建，复于宫右构明伦堂、学署、讲斋，规模备具矣。”另据《大清会典则例》的记载，归顺州的学额为，“(乾隆三年)又覆准广西泗城、镇安二府学均设廪增各四名，归顺州学设廪增各二名”；“(乾隆五年)又覆准广西泗城、镇安二府及归顺州学新设廪生，竢十年后府学三年一贡，州学四年一贡”，即归顺州学廪生、增生各两名，乾隆十五年以后每四年选一贡生。
官建民办性质的学校道南书院则创建于乾隆二十七年(年)，道光年间书院开始由山长主持，以书院名义设立的膏火田在嘉庆初年共有18亩，岁收米斤，之后递年又有官民乐捐，田产不断增加。
心怀变“僻壤遐陬”为“声名文物之邦”理想的外来官员也注意培植当地文风，例如乾隆二十三年(年)担任归顺州知州的黄叔显便“勤学爱士，暇日以文课诸生，手自点定，循循善诱，如老儒塾师”。同时担任归顺州学正的王星烛也“日与诸生赏奇析疑，孜孜不倦”。
尽管有学校的建立、经费的支持以及官员的培植，事实上，有清一代归顺州的文教事业发展仍相对落后，这也是由它自身所处的边缘位置决定的。从光绪《归顺州直隶州志》的“选举表”可以看出，取得高过生员功名的多是一些贡生。当地人取得的最高功名只有举人，自改流以迄光绪二十五年(年)，归顺州共产生十位举人，其中有两位是乾隆初年外省入籍考试的，还有恩赐举人、武举各一位。这说明当地产生的绝大多数都是低阶功名人士，他们的影响主要在本地。
在布迪厄(Bourdieu，)看来，教育是社会阶层不同“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转化以及传递的重要场域，跟社会阶层的再生产息息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科举教育在当地促成了一个新阶层的诞生，那么，在当地社会中土司时代的权势阶层与科举教育催生的新阶层是如何递嬗的？这种递嬗以及新阶层的发展壮大对地域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当地社会又具有何种意义？这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二、从头目阶层到功名人士：祖先谱系的编撰
改土归流前归顺州的阶层结构与权力结构如何？我们大概可以通过改流之后最初一段时间的情形进行回溯观察。改土归流后，远道而来又言语不通的王朝流官显然需要依靠与借重土司时代的阶层结构与权力架构。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年)，著名学者赵翼曾任知府于归顺州所属的镇安府，其笔记中写到：
(地方)各有头目，其次有甲目，如内地保长之类，小民视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述甲目，皆跪而质讯，甲目不能决，始控头目，头目再不能决，始控于官，则已为健讼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听断自见，及至则无所事。前后在任几两年，仅两坐讼堂。
赵翼担任镇安府知府期间曾经随征缅甸，故实际坐镇镇安府的时间“几两年”，而在这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仅两坐讼堂，其原因就在于基层社会原本有个“头目—甲目”权势阶层的存在。与头目(甲目)阶层相对的则是土民阶层，土民之间的纠纷先控诉于甲目，甲目不能决再诉至头目，最后步骤才是控诉于官。当然，“诉于官”已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不仅是前引资料反映的“裁决”权力关系，从土地占有、劳役摊派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可以印证这种阶层差别。
靖西县旧州街是归顺土州时期的州治，其东偏北两公里处有个叫上安马的村屯。这个屯几乎全为许姓，从许姓墓地的墓碑上刚好能看出一个头目家族在清朝初年即改土归流前后的经历——改流前父子两代均担任土司头目，改流之初仍受流官重用，继续发挥影响，但是到了乾隆时期整个家族却走向平庸。许姓墓地墓碑碑文如下：
(1)清故显考许公、妣黄氏老大、安人之墓
考□□号承福，生癸酉年，享阳七十四，缘因夷攻破，绳武僭充，为地方苦楚，蒙给受禄、广小头目二分，又喃总皈令，复上峒头目，实任沾连世。不幸丙戌年十月申日辞世。
(略)
(2)归顺州头目许公老大人之墓
祖名玘黄，字泰积，系曾祖承福之次子，高祖许宁之孙也，素性温良，持家勤俭，蒙土官给赐甲禄，为顺城同民之目也。
择得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未时□碑，大吉兆也。孝男肇远，孙男士荣、媳黄氏，曾孙□
艮山坤向之原
(3)皇清待赠显考讳肇云许公、妣许门钟氏梅老大、安人之墓
考讳肇云，系祖泰瑾之子，曾祖承福之孙也，赋性灵敏，持身和平，事君以忠，交友有信。蒙土官念及乔门，委授元老，佐理州政。民心胥服，于雍正八年世土参革，流官莅政，矢心效力，不避险阻，委东路总目，上勤理事，下无累民，因年迈七旬，告组归田。齿德流芳，永享福禄也。原命生丙寅年壬辰月壬辰日丙午时，享阳八十一岁，忌于丙戌年辛卯月丁卯日癸卯时正寝。
(略)
(4)皇清寿化显考许君、妣邓氏老大、安人之墓
考讳士奇，系祖肇云之子，曾祖泰瑾之孙，高祖承福之玄孙也。赋性灵敏，持身勤俭，蒙州主考验忠诚，选举征收国饷。知进知退，禀称归农，任意清闲也。原命生于癸卯年壬戌月甲辰日甲戌时，享阳七十四岁，大限于丙辰年己未月癸未日己卯时正寝。
(略)
以上共四则碑文，计四代人。碑文(1)文句颇难理解，但大意仍可判断。此墓主为四代人中的第一代，名玘□，号承福，据推算当生于崇祯六年(癸酉年，年)，死于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年，年)。明末清初安南王朝的割据势力高平莫氏曾入侵归顺州，并扶持傀儡土官唐绳武统治地方，故据碑文，承福经历了高平莫氏入侵及唐绳武僭充的时期，并被给授小头目；碑文“喃总皈令，复上峒头目”中的“喃总”似指来自安南的势力，整句话意义不甚明确，只知承福又担任了上峒的头目。
墓碑(2)的主人为第二代，即承福的次子玘黄。玘黄，字泰积，生卒日期不详，葬于乾隆二十七年(年)。据此，其人生活年代大致在康乾之间。据碑文载，玘黄“素性温良，持家勤俭”，土官给赐甲禄，为归顺州头目，这是改土归流前的情形。
墓碑(3)的主人名肇云，生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年)，死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年，年)，是承福之子泰瑾的儿子，可惜笔者没有找到泰瑾墓碑。肇云生当变革之世，碑文载其“赋性灵敏，持身和平，事君以忠，交友有信”，在末代土官时期，因其“乔门世家”，而委授元老，佐理州政。改流后仍受到流官的倚重，被委东路总目，其也“上勤理事，下无累民”。
在上安马屯旁一山边有一摩崖石刻，上书“修路桥碑信士头目许绍云诚心捐资修整己亥年正月二十二日卯时架记乾来水巽向”，即在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年，年)作为头目的许肇云曾修整路桥。据当地人讲，在未修好旧州至县城二级路之前，经上安马的这条路一直是旧州连通县城的大道，由此亦可一窥头目在村落、区域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墓碑(4)的主人为第四代，名士奇，是肇云的第三子。士奇出生于雍正元年(癸卯年，年)，死于嘉庆元年(丙辰年，年)，其生活年代已主要在改流之后。士奇经过流官州主考验，被选举征收国饷，可见这个头目家族仍是流官依靠的对象。介绍士奇生平的碑文还言“知进知退，禀称归农，任意清闲”，似乎暗示着某种转变。在许氏墓地中，士奇一辈以下的墓碑上，再无有关墓主生平事迹的记载，而且形制和石材都无以上四代人那么壮观与精良。可以推测，这些墓的主人应该已经归于平庸。从其他姓氏墓地的情况来看，到乾隆后期也没有了这种墓主被称为“头目”的坟墓。这显示出头目这一阶层的没落与蜕变，原有的“头目—甲目”阶层结构与权力架构似已崩解。
改土归流后，另一个阶层成长起来，即通过王朝科举考试而取得一定政治经济地位，同时又形成了某种文化品位的功名人士。那么，这个群体最初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有什么样的行动与实践，给当地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