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开元年间编制的《唐六典》中说：“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遂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
《四库全书》依照经史子集四分法分类，基本上囊括了清朝乾隆年代以前的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四库全书》的由来
在征书过程中，朝廷和官府采取的不少措施，特别是对私人藏书家献书的奖励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时在江南一带，民间藏书颇为流行，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有浙江的天一阁、知不足斋、开万楼，江苏的丛书楼等，所藏图书之中有不少世间珍品。
对私人献书的奖励措施有奖书、题咏、记名等：
“奖书”即凡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一百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
“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
“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以留名后世。
于是藏书名家纷纷将家中所藏的珍本善本进献，仅天一阁、知不足斋等上述四家藏书楼就总共上呈图书两千七百九十八种，占全国征集总量的八分之一强。为此，乾隆皇帝每家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套。
另外，献书百种以上的藏书家还有周厚墙等六人，每人赏赐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套，“以为好古之劝。”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的《四库全书》征书工作，历时达七年之久，征集到的图书总数为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
说到《四库全书》，就不能不提到它的总纂官纪昀。乾隆十九年进士，博学多才，贯通儒籍，旁通百家。早年入翰林院，由乡试主考官、同考官到侍读、侍读学士，为当朝文学重臣之一。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成立，乾隆帝任命纪昀为总纂官。《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十年有余，历任馆职者共三百六十人，抄写人员更是多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人。
纪昀统领全局、贯穿始终，全书体例皆纪昀一手所定，为《四库全书》打上自己无形却又是深深的烙印。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
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从乾隆四十七年（）到乾隆五十二年）又抄了三部，分贮于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即所谓“南三阁”。
北四阁的馆舍建设与征书、设馆是同步进行的。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传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天一阁考察宝书楼形制，并绘图送呈”，令“仿其形制”建阁。
一座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的著名私人藏书楼就这样成为了皇家藏书楼的建筑蓝本。
《四库全书》七阁的名字均以文字开头、阁字为尾，中间一字除文宗阁的宗字的偏旁无“水”之外，其余都有“水”。
这与天一阁的天一生水”同样有以水克火的“厌胜”之意。
而按照乾隆本人的解释，“文”字则更含“水”之深义，他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
乾隆在《文源阁记》中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於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记述上段文字的《文源阁记》残碑现存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院内，与蔡元培撰文、钱玄同书写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记》碑并列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