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的形成
“慷慨悲凉”是人们一致认可的建安文学时代风格，但建安文学是一个景象不断变换的过程，位极人臣的曹操、饱受转徙流离之苦的“七子”以及生活相对安逸的曹丕、曹植兄弟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风格？特别是曹植，作为建安作家的晚辈、建安文学的殿军，为什么能保持与建安文学前辈在创作风格上的一致性？本章将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探讨这些问题。
一种文学风格的形成，其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是当时社会语境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面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深层原因和浅层原因，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的形成也是如此。
一、个体觉醒的文人初次用文学家的心灵去体验和书写“世积乱离”的现实：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述建安文学的特点和形成原因时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刘勰的这段话，已经成为概括建安文学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经典论断，为后人无数次地引用和阐说，但也有人对刘勰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世积乱离”不能说明建安文学产生“雅好慷慨”特点的原因，因为历史上并不是所有“世积乱离”时代都会产生“雅好慷慨”的文学。比如南北朝、五代、元明之间，也都是战乱动荡的时代，却没有产生“雅好慷慨”的文学。这的确很有道理，但问题是，此文的作者只往后看，却没有往前看。如果考虑到建安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文学自觉的时代，建安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真正意义上文学家的身份面对并感受和反映这个“世积乱离”的时代，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便有所不同了。
西周末期、战国时期、秦汉之际、两汉之交，也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度战乱的时期，不是也没有产生“雅好慷慨”的文学吗？不仅如此，多数时候“世积乱离”的残酷社会现实，甚至基本上没有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如战国时期、秦汉之际、两汉之交的战乱动荡，就很少有文学作品对其加以反映，更不用说形成鲜明而独特的时代风格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建安作家第一次以独特的个性风格，鲜明的艺术形象，浓郁深沉的情感，反映了那个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百姓流离死亡的时代现实，叙写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在作家心灵中所产生的强烈反应和严重创伤，因此，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的形成，是“世积乱离”的社会现实与文学自觉的文化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后世许多战乱频仍的时代没有产生“雅好慷慨”的文学，不仅有一个文人们“习以为常”的问题，而且人们还有意识地为避免情感反应过度激烈而设制出一套消释情感的心理机制，而道、佛思想为文人们广泛接受以后就尤其如此。所以，“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当然，它不是这种鲜明独特的文学风格形成的唯一原因。在这一点上，刘勰的总结确是不全面。
二、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丧失：
在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本来就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近于崩溃，此后又经过董卓之乱，东汉王朝便陷入了权臣把持朝政，朝廷名存实亡的境地。在这个过程中，战乱频仍，社会极度动荡混乱，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死亡，白骨遍野。出身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名士们也不能幸免，他们也同样遭受着失去家园、流落他乡的痛苦。当时相对安定的地区以及势力较大的军阀周围都聚集了大量的谋臣策士及文人学士，如刘表管辖的荆州、士燮管辖的交州以及曹操和袁绍两大军阀。这些名士文人，有些是想乘机有所作为，但更多的则是寻求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乱，保全身家性命。
文士们对丧失家园，流落他乡，或寄人篱下，或无所栖止的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和强烈的反应。从建安七子现存的作品来看，叙写亲人分离、流落异乡是主要内容之一，如孔融《杂诗二首》其二，王粲《赠士孙文始诗》《七哀诗》三首，徐干《室思诗》，阮瑀《驾出北郭门行》《杂诗》，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别诗》二首，刘桢《赠从弟诗》三首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们叙写了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给广大百姓尤其是作者本人所造成的巨大痛苦，他们或离乡背亲，或行役在外，或栖滞异乡，或流荡无依，情感沉痛，格调苍凉。
如王粲《七哀诗》其二说：“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说：“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其《别诗》二首说：
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
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远适万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等人在归附曹操之前，大都有漂泊流离、滞淫他乡，甚至无所归依的生活经历。即使在他们归附曹操以后，生活暂时相对安定，也仍然抹不去故园残破荒芜的失落和感伤。他们以这种生活经历为内容的作品，其情感沉痛哀伤，风格慷慨苍凉，自是情理中事。
相比于现实家园的丧失，精神家园的失落对名士文人情感和心灵的冲击更为巨大和深刻。汉朝政权的颓败，使士人们政治上无所归依，他们不得不暂时依附他们所鄙视的或暴虐或平庸的军阀和地方政权，却依然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而经学思想体系的崩溃、儒家价值观念的失位则使士人们失去精神支柱和心灵的栖息之地。经学是两汉士人安身立命的学问，儒家思想体系则是士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寄托。本来，东汉王朝对于党人名士的残酷迫害甚至杀戮，已经让士人们对于儒家价值体系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导致相当一部分士人皈依道家，选择归隐或者放纵。
随着东汉政权的颓崩，经学思想体系彻底崩溃，士人们在失去政治归宿的同时也失去了精神支柱，他们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成了无所依归的流浪儿，或许这才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相当典型的是祢衡，《后汉书·祢衡传》载祢衡：
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又曰：“荀文若、赵稚长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祢衡到处游荡，苦苦追寻，却总是所遇不偶。他在寻找什么，或许连他自己也未必有清晰的意识。他最后被人送来送去，死在一个小军棍之手。历史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因为他所追寻的价值目标早就离他远去了。那个“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的鹦鹉就是他命运的真实写照。王粲等人归附曹操前也在苦苦地寻找着自己的归宿，“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
可是，当他们来到邺下以后，不仅汉帝虚位、权臣当国的政治格局使他们不知所措，难有作为，就是号称雄才大略的曹操也不是他们理想的领袖，更何况他们只是被看做“雍容侍从”的文士，所以他们内心失望和怅惘的情绪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趋于深沉和隐微，他们歌功颂德和诗酒谈宴的背后，是无穷的迷茫和深沉的感伤。如刘桢《赠徐干诗》：
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兼烛八纮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
这种忧思和感伤，大概不仅仅是因为思念徐干所致，其内在的原因，仍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归宿，他们的心灵仍旧悬浮在空中，游荡着。
儒家价值体系的崩塌，使士人的内心出现了暂时的空白，这使他们的心灵失去了栖息之所，他们迷惘、感伤，这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形成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作为政治领袖的曹操，甚至也适用于作为建安作家晚辈的曹植。
三、人的觉醒导致的价值观念的冲突：
汉末，随着政治的进一步黑暗混乱，儒学的衰微，诸子之学兴起，特别是道家思想的盛行，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于是，迥异于儒家传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新的价值观念和生命观念产生了。人们开始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作用，于是，他们开始把人生的目标转移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上。这样一来，在士人的内心深处，便产生了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每个人都仅仅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一个分子和道德伦理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个体生命附丽于为群体谋利益的基础上，人的个性淹没于社会群体性之中。
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人注重的是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独特价值，人生的最终目标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人的政治活动和道德实践都成为实现个体价值的手段。建安士人大都来自东汉名士，有许多是名士世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背负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观念，而面对新的社会思潮，他们也发现了自己的个性，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于是他们也渴望张扬自己的个性，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建安时期的文人在思想观念乃至内心深处便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冲突，这就是守持传统道德观念与张扬个体精神的矛盾。这个矛盾，通过这样几个侧面反映出来：
第一，立功扬名与世俗享乐的冲突。建安文人大都有比较强烈的立功当时、扬名后世的意识，这是继承了原始儒家安民济众、追求生命不朽的思想观念；同时他们又有较强烈的追求世俗享乐、体验感官享受的意识，这主要来自道家宝惜生命的思想观念。这一对矛盾冲突也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便是如曹操的“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精神；消极的一面便是人生短暂，及时享乐的意识。
建安士人大都有比较积极的人生观，而这又加重了这一矛盾的冲突，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便明显地表现出社会责任与个体享乐难以调和的感慨。这一点，曹操表现得十分典型，他的表达政治志向的乐府诗与表达享乐意识的游仙诗正是这两个方面思想意识的反映。作为建安作家晚辈的曹植，由于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其社会政治地位、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这对矛盾在其作品中的表现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得相对平和、隐微一些。
第二，关心百姓疾苦与自我保全之间的冲突。汉末建安时期的士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主要来自儒学，所以他们大都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关心百姓疾苦的意识。但在面对战乱和百姓痛苦的时候，这些士人的态度便发生了分化。一般而言，事功之徒投到军事集团，以乘机建功立业，如曹操、袁绍的幕下便集中了大量的士人。文人学士则逃往相对安定的区域以躲避战乱，等待天下安定，“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
当时的荆州和交州便集中了大量的文人学士，并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学术中心。所以关心百姓疾苦与自我保全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这些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文人学士身上。他们一方面对百姓的悲惨遭遇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又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生命的珍贵，要全生保命。这两种意识和情感的冲突，给他们的心灵造成极大的痛苦。如王粲《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有政治理想，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文人，没有临阵决机的才能，所以他在面对国家危难、百姓极度痛苦的时候，不是积极有所作为，而是避难他乡，既是无可奈何，也是避祸全身。诗中“饥妇人”的遭遇，或许就是他自身的写照，“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正是他自己的心声。哀伤乱离、同情百姓疾苦与自我保全、无所作为之间的强烈反差，是文学自觉后文人所共同面临的一种两难处境，实际上反映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与其社会角色之间的不一致。
第三，捐躯报国之志与宝惜生命意识的冲突。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促使人们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相应地也就更加珍视人的生命，这就产生了道义践履与生命意识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在文人身上便突出地表现为一方面立志捐躯报国，一方面又充满了对家乡亲人的留恋和对牺牲生命的恐惧。这一点，王粲的《从军诗五首》就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其二：
凉风厉秋节，司典告详刑。我君顺时发，桓桓东南征。泛舟盖长川，陈卒被隰埛。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拊襟倚舟樯，眷眷思邺城。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日月不安处，人谁获常宁？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萦。将秉先登羽，岂敢听金声。
从表面上看，这是颂扬曹操征伐孙权时的军容威武，声势浩大，其实内容相当丰富而复杂，而其中对家乡、亲人的眷念，对战争死亡的恐惧才是诗歌的主调。诗歌末尾的豪言壮语，虽不能说完全虚假，但总不免有些矫情。
道德践履与生命意识的冲突，在曹植的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不过曹植既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又能继承原始儒家的道德信念，从而将二者巧妙地统一起来。他曾经通过咏“三良”表达了自己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在曹植看来，生命可贵，不得轻易放弃，“三良”之殉穆公，实在死得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当黄初初年他两次获罪朝廷，面临杀头的危险时，他忧惶恐惧，表现出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他认罪自责、巴结讨好，以争取生存的机会。然而当面对国家一统、百姓安定的大业时，他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表示自己只要能为国家杀敌立功，统一天下，即使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因此，曹植的生命观就是，生命可贵，但若死得其所，也应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不过，曹植一生未尝率兵临阵交锋，他的豪言壮语是否有书生大言欺人之嫌，难以确知。
原始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在人性自觉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产生了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建安文人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激烈和明显，这也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之一。
四、文学觉醒、自在自为而产生的寂寞感和失落感：
建安之前的士人，往往一身兼任几种社会角色，如官僚、学者和文学家，而官僚是他们最看重的角色，因为他们认为做官是履行士人责任的前提，当然也意味着他们由此能享受荣华富贵。随着人的觉醒，文学的自觉，文学脱离政治和学术，成为一个自在自为的领域，这就意味着主要从事文学活动的真正的文人出现了，相应地，他们的政治等其他职能便大大减弱了。可是，文人们不仅没有因为从事文学活动而减弱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反而随着人文意识的加强而更加强化，这种强烈的反差在文人的心底里形成一种莫名的寂寞感和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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