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瑣言
缪钺
毕生中念书治学,从事于培养与科研劳动,迄本年已迟暮,碌碌无成,抚躬自思,殊觉愧赧。常有中、青年学人问我在治学方面有何心得。我说:“心得”还不敢说,在数十年的实习历程中,几何再有一点阅历。拉杂写出,名曰“琐言”。
首先,一私人要想做知识,先练原形功是须要的。对于一个想研治文史的人来讲,原形功即是对于文字、声韵、训诂、校正,目录学的原形学识。
我本籍是江苏溧阳而生善于朔方,家居保定。我五、六岁时起头认字,七、八岁时,从外祖父邹蘅衫公读《论语》、《孟子》,请求背诵。那时我对于书中的意义并不睬解,然而文句是背熟了的。这是我养成背书习惯的起头,对我后来很有影响。自从九岁插班入小学不停到十八岁中学结业,这十年中,是我治学练原形功、打原形的时代。
我家中藏书颇多,又赢得我父亲与黉舍老师的勤恳教养,是以我从小时起就养成涉猎古书的意思与才力。我从幼小时识字此后,就读白话书,学写白话文,很当然地慢慢老练把握古代汉语。我在小学、中学修业时,校课清简,寒暑假长,我充足欺诈这很多清闲光阴,宽泛涉猎古书,囊括经、史、子、集各方面,个中有小量是全读、细读的,而大多半则是选读或稍加翻检。我在受教与自学历程中,慢慢懂患了一点治学法子。我父亲说,目录学是治学的要领,教我先看《书目答问》,而后再看《四库全书总目概要》。是以这两部书常置案头,以供翻检。在一个暑假中,我曾遵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将家中藏书编了一册书目,我父亲还写了一篇序。我时时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概要》,熟悉很多古书做家的出身,书的版本、体例、体例及其是非得失。我父亲又说,读古书必需懂训诂、校正,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这方面成就最精。是以我读经籍如《诗经》、《左传》时,常检读《经义述闻》。王氏使用以声响通训诂的法子,对于古书中僻奥深刻的文句(个中有些是自汉代以来的注家都没有说明了的),均能旁曲喻,求得其转义确解。其主张之精辟,真能益人神智。段氏《说文解字注》,也是我通常校阅的。读段、王诸家之书,对于文字、训诂,明白古书,固然受益很大,但思惟难免拘于字义章句之间,后来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我才晓得又有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泉源”之学,使我的思惟释然豁达。
我意思古典文学出于本性,曾选读《庄子》、《楚辞》、《史记》、《昭明文选》、陶渊明,杜甫、李商隐、黄庭坚、吴伟业诸家诗集以及各式要害的文章、诗、词选本,如姚鼐《古文辞类纂》、王士禛《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沈德潜《唐诗别裁》、张惠言《词选》等等。虽不尽解,却很爱读,名篇佳什,通常背诵。又学习写稿古文、骈文、诗、词等,经过实习,更能熟悉后人创建的甘苦、艺术手段以及其做品中所包含的深意微旨。对于史乘,《资治通鉴》是我最爱读况且熟读的。(当我十二、三岁修业于高小时,国文老师张卓园师长通常疏导我读课外竹素,他格外指出《资治通鉴》的要害,要我读时以硃笔断句,况且在小本中记下疑问与心得。)各式条记、诗话、小说、戏曲等,我也极喜涉猎,不光增广学识,且也许在研读经史此后,娱情遣兴,以资调节。《聊斋志异》、《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等,我都看过,对于《聊斋志异》,格外读得熟。
以上是我在十八岁中学结业以前十年中涉猎古书的境况。这些收成固然还很陋劣,然而给我尔后治学打下了一点原形,也培育了老练地读白话古书的才力。我也许相当快地涉猎古书,对于书中辞句,也许直接明白,并不需求在脑中将它们译为当代谈话。我父亲思惟开通,他本着“开卷无益”的主意,让我随便读家中藏书,未做过任何束缚,可是通常疏导我练原形功。黉舍的老师也鼓舞我课外多念书。我这时代,在文字、训诂、目录学诸方面固然赢得一点学识,但念书很杂,随兴所至,无所谓主攻方位,更谈不到有甚么心得,也没有想特地研治甚么。
我中学结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受教于那时的硕学通人,开辟眼界,启迪思惟,如梦初醒,获益甚大。后来由于我父亲牺牲,家中经济艰难,我遂停学教书,供养家人。在数十年的教书糊口中,游走四方,赢得良师良朋的教养切磋,教养相长,继承竭力。
我的业余是文学与史籍。解脱前,我在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书共十余年,都是在华文系(惟有在临解脱前的两三年中,专任川大史籍系的课),教养诗选、词选、六朝文、杜诗、华夏文学史等课程。解脱后的三十余年中,我不停在四川大学史籍系任教,教养华夏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份)、华夏文学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史学名著选读等课,并教养对于古典诗词的专题。我通常是分离教养从事科研,举办专著。
我从小念书,就对于文学与史籍都很感意思。后来念书多了,更熟悉到,文史分离是华夏文明的优质保守,古代很多闻名学者偶尔这样,如司马迁、班固、范晔、沈约、欧阳修、元好问等皆是。这类保守不停保管下来。钻研古代某一做家的做品与终生,必需熟谙那时的史籍配景才华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钻研史籍,如能关联文学做品,摸索那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题目偶尔能有粗浅而别致的主张。我在教养与科研历程中,常是用文史分离的法子,举一反三,彼此印证,观赏既广,摸索渐深。我的专著与论文,多是在这类境况下撰写出来的。
“熟读反思”是我行之灵验的一点阅历。要害的书,必需熟读、细读,最佳能背诵(背诵个中精要部份),只靠普通涉猎是不敷的。司马光说:“书不行不行诵,或在立时,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很多矣。”(吕祖谦《吕氏家塾念文书》)苏轼也说:“古书不厌百回读,熟读反思子自知。”(纪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六《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朱熹也说:“念书之法,在纪律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又说:"念书须是成诵方精湛。”(丘濬《朱子学的》“朱子论念书法”条)这些都是后人治学的阅历之谈,书必定要细读熟读。
我从幼小时起就养成背书的习惯。上文已提到,七、八岁时,外祖父教我读《论语》、《孟子》,就请求背诵。读高小时,国文老师教养后人文章,请求背诵,每礼拜背一篇。我本人念书时,对于要害篇章,常是熟读成诵,至于精致的文章或诗词,更是喜好屡屡朗读,犹如唱歌同样,铭记介意(我十六、七岁时,能背诵《离骚》全文)。习惯久了,成为当然,回忆力亦愈用愈强,感触背书不但不是苦事,况且是一种意思。念书也许背诵,确是受用无限。其实不甚明白的,也徐徐能明白了;其实自认为曾经明白的,再经过背诵,更能深入领会做家的用心而求得其精意微旨。涉猎过的书,固然也有追忆,但老是不强固,轻易忘掉,要历时它也不来,而熟读成诵的书,则变成本人的东西,召之即来,使用自若,在考虑题目时,也轻易遐想,八面见光。
熟读还必需与反思分离起来。念书不然而要多获学识,况且应深入考虑,发掘疑问,加以办理,此即所谓念书得间,也即是所谓故意得。朱熹在这方面有精辟的叙述,他说:“念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徐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徐徐解,甚至融合贯穿,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又说:“学者念书,须是于枯燥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
念书发掘疑问题目此后,首先偶尔觉得迷闷,未必即能办理。这就需求欺诈已有的学识,以比勘、遐想的法子,搜求线索,深入追踪,再多看材料,多方论证。本人首先的假如或者是对的,也或者是错的,也或者是部份对部份错的。这样,如剥蕉叶,如解连环,一层一层的深入下去,常能发后人之所未发,赢得强固的创见。这类摸索是很费劲的,办理一个题目,偶尔需求相当长的光阴,但一旦赢得办理,也是很大的欢乐。后人治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阅历之谈。汪中说:“记诵之学,无过人者,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行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倘有神。”(刘咸炘辑《汪容甫遗文?与达官书》)恽敬也说:“夫后人之事往矣,其流列传载,百不得一,在念书者委蛇以入之,综先后异同以处之,盖未有不停隙可寻讨者。”(《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陶靖节集书后》)他们所说的要“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行知之事”,要“委蛇以入之,综先后异同以处之”,也即是阎若璩所谓“后人之事,应无不行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捜出耳。”(《潜邱笔记》卷二)这就要修业者既有广大的学识,又有丰裕的遐想,观测锐敏,思绪灵动。
治学者倘使只领会深入摸索,照旧不敷的,同时,又请求能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眼。黄庭坚说,陈师道“念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头绪”。(《后山诗注》卷首王云题记)所谓“知天下之头绪”,即是请求有远见通识。司马迁说本人写《史记》要“通古今之变”,也即是这个意义。我常对所培育的魏晋南北朝史业余钻研生说:“你们钻研的业余固然是魏晋南北朝史,然而你们倘使控制于这个控制以内,魏晋南北朝时代中的很多题目,你们照旧难以摸索深透,必需回溯先秦、两汉,下贯唐宋,才华看得更深、更远、更精确。”后人治学的优异阅历与法子,也许给咱们很多启发,然而还必需经过本人的历久实习,才华领会到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心里有数”。我曾经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念书治学之阅历。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
触眼峰峦乱稠叠,回顾头绪尽明显。
九原随会犹能做,并世扬云敢互轻?
后代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终生。
解脱后,我进修了马克思主义,领会惟有使用辩证唯物论与史籍唯物论,才华对很多学术题目做出更为科学的结论。不过,真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离丰裕的材料,脚踏实地、恰到好处的剖析题目,照旧很谢绝易的。我在这方面进修的还很不敷,应该继承竭力。年3月写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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