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燥的宫廷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那么寂寞乏味，更何况像朱棣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宫廷里的人们都仿佛被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无论他是皇帝、后妃，还是太子、藩王。封藩的第二天，朱元璋就亲自为诸王选定了相、傅、录事、纪善等官属，都是些“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他把这些人召到一起，对他们讲道：“辅导之臣，就好像法度之器。木匠得到材料后，必加绳削，方能成器。太子和诸王也必须有贤辅开导赞助。我将此重任委交于你们，你们首先要正己，然后方能为我辅导诸子，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至流于邪恶。”为教育诸子，当年冬天，朱元璋命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并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子。他听说有个名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里，很有点名望，便亲自写信，延请来作诸小王的老师。这个李希颜学识虽高，脾气却甚古板，诸王有不听教诲的便要挨打。朱元璋看到后，心疼得很，有一次抚着儿子被打的额头几乎发作起来。这时马皇后出来劝解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是不可责怪的。
朱元璋听到后平息下来，这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李希颜教习诸王时间最久，直到他们大都陆续就藩后，才又重归故里。朱元璋对诸子的要求一向是极其明确而严格的。早在当年给诸子命名时，他就命内侍制成“麻屦行幐”（麻鞋和行囊），并且规定：凡出城稍远时，年长诸子必须“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以使之不致因环境优异而骄惰。其实当时年龄最长的朱标才不过十二三岁。当然，朱元璋本人十二三岁时早已父母双亡，为有钱人家放牛看羊，挨冻受饿了。朱元璋还命人将古代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给诸子，让他们早晚经常览观。“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这就是朱元璋教育诸子的信条。幼年的朱棣和他的兄弟们被皇家正统教育包围了。正如朱元璋所自称的那样：“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这实在是令人难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食一用，都要受到教育训诫！洪武元年（公元年）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还宫，朱棣和众兄弟们陪侍在父亲身边。
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空地附近时，朱元璋指点着对诸子说道：“这块空地之上，并非不可以建造亭台馆榭，以作为游乐之所。我之所以不建，是因为不忍重伤民力。过去商封王大造琼宫瑶室，结果招致天下怨恨。汉文帝就不是这样，他也曾动过修造露台的念头，因为痛惜百金之费而作罢，结果国富民安。你们要牢记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呵！”朱棣和兄弟们虔敬地听着，他们已经很习惯父亲的这种随时随处的教诲了。洪武六年（公元年），朱棣从他父亲朱元璋那里得到了两部书，一部是《昭鉴录》，一部是《祖训录》。他翻开《昭鉴录》，书中的内容全都是采录的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但这绝非仅仅让他读些历史故事，对于父亲的这番用意，朱棣是很明白的，他必须竭力去效仿那些载入史册的为善的藩王，至少必须让父皇感到他是这样做的。至于那部《祖训录》，尽管都是平日听惯了的训言，但朱棣仍然不得不仔细阅读记诵，而且遵照吩咐，抄写到王宫正殿内宫东壁墙上，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诸王们随时观览自省，做到敬守祖法。
转过年来，朱棣十四岁。正月里，他随同太子和诸王们一起在阅武场祭祀了旗纛之神。仪式并不十分复杂，对朱棣来说是件饶有兴味的事。阅武场上早已建好了七座神坛，祭祀时太子骑马走在最前面，后边依次是秦王、晋王，然后是燕王朱棣，再后面是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楚王……仪仗鲜明。来到神坛前，仍是太子领头，依次行礼之后，诸王们便一起到太子的行幕中去吃胙肉（祭祀用的羊、猪肉）。朱棣已经参加过不少次祭祀活动了，他同父母兄弟一起祭过天，祭过功臣，拜谒过太庙。但这次简单的春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朱棣正式修备武事的开始，预示着他即将成年。洪武八年（公元年）冬天，朱元璋命太子、诸王出游中都讲武，燕王朱棣却未同行，朱元璋准备为他册妃完婚，选定的燕王妃是徐达长女。这是一位贞静好学的姑娘，素有“女诸生”之称，朱元璋对此早有耳闻，于是找了徐达来，对他说道：“你我布衣之交。自古以来，君臣相契便可结为姻亲，希望你的长女能同我四子成婚。”徐达连忙起身拜谢，皇帝的话是不能违背的，更何况这本来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订亲的日子选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当天，由宣制官在宫中正式宣布“册徐氏为燕王妃”，然后遣使持节至魏国公府，行纳采、问名之礼，并定好迎亲日期。迎亲那天清晨，朱棣率王府官属来到魏国公府。府内早已得知消息，傧相站在府门东侧，按照仪式规定问道：“敢请事。”
但他并不直接与新郎通话，而由一名引进去跪禀朱棣。“我来奉制迎亲。”朱棣也按照规矩回答，引进再将朱棣的话传告傧相。等到主婚人魏国公徐达迎出大门外，朱棣才在引进带领下进人府门。他身后跟着一名执雁的随从，这只雁要交给魏国公徐达，再拜过魏国夫人，这时王妃徐氏才由宫人傅姆导出，站在母亲魏国夫人左侧。这是女儿出嫁前父母的最后一句叮嘱，然而连这句话也已被规定下来。“戒之戒之，夙夜格勤，毋或违命。”徐达必须这样说，夫人也只能说：“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此后便要迎王妃回宫行合卺礼。这一年朱棣十六岁，徐氏小他两岁，只有十四岁。朱棣当时决然没有想到，这位淑媛文静的将门之女，二十五年后，竟成为他夺位战争中的得力助手。十六岁的朱棣在父亲眼中，已经长大成人了。婚后一个月，朱元璋便命朱棣和兄弟们一起前往中都凤阳。他的用意很明显：在诸王即将就藩之前，让他们看看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知道前辈创建帝王功业之由兴，同时也使他们离开宫廷，更多地接触到民间生活。这确是必不可少的一课。这是朱棣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籍凤阳。他的祖父母就埋葬在这里。在这片父亲曾经放过牛羊、当过小和尚的土地上，朱棣仿佛看到了那些图画中描绘的父亲艰难征战的场面。这也是朱棣第一次离开宫禁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
直到他登极之后，还曾感慨地说道：“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从这时起，除去偶尔被召赴京师外，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凤阳，直到就藩北平。分封诸子，各立藩国统辖军卫，利用他们去取代功臣掌管军权，这是朱元璋巩固家族统治的重要步骤。但是他同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藩王与皇储不能和睦相处，因此花了不少心机对他们反复教海。当时正在修建的诸王宫殿城门，也统一定为“端礼”、“广智”、“体仁”、“遵义”等名称，以使诸王睹名思义，诚心藩屏帝室。真可谓用心良苦。谁知偏偏有不识时务的人，要来触一触朱元璋这根异常过敏的神经，这个人便是小小的平遥训导叶伯巨。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国子生出身。洪武九年（公元年）闰九月初九，钦天监奏称：“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按照当时人说法，这是“七政皆乱”，属于灾祸之兆，皇帝照例要诏求直言，叶伯巨的“万言书”便在此时呈了上来。一些朋友劝他不要上书，以免招致杀身之祸，他却说道：“如今天下有三事可虑，其中二事易见而患迟，一事难见而患速。即使没有求直言的诏书，我尚且要讲的，更何况皇帝已下明诏。”他讲的“易见而患迟”的二事，是指“用刑太繁”和“求治太速”，那所谓“难见而患速”的一事，则是指“封藩大侈”。他在“万言书”中写道：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也。
然而秦、晋、燕、齐、梁（明初无此藩。）、楚、吴、闽（明初无此藩，《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作蜀，亦误。蜀王封于洪武十一年，此时尚未封。）诸国，名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这番话后来几乎全部成为事实。但当时似乎是危言耸听，而且确实戳到朱元璋的痛处，使他感到怒不可遏。叶伯巨果然因此招来横祸，被逮至京师，不久瘐死狱中。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及宗藩之事。但宗藩之弊则日渐明朗。朱元璋晚年，户科给事中卓敬又曾委婉地谈及此事：“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请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尔言是，朕虑未及此。”这一回朱元璋总算听进去了长期的宫廷教育和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使朱棣养成了审慎行事的习惯。面对太子和诸王间危疑复杂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在父亲面前应该如何表现。
他利用曹国公李文忠正在北平督建燕王府的机会，致书写道：所有宫殿（指元大都旧宫），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朱元璋对此自然感到很满意，因为当时他正在提倡撙节。洪武十年（公元年）初春，秦、晋、燕三王府护卫军士同时得到了大规模的补充。秦王府在原有西安护卫军士一千四百五十一人的基础上，补充了羽林卫军士二千二百六十四人。晋王府在原有太原护卫军士一千六百三十人的基础之上，补充了兴武等卫军士二千二百五十一人。朱棣的燕王府也在原有燕山护卫军士一千三百六十四人的基础上，补充了金吾左等卫军士二千二百六十三人。这是对他们即将就藩的安排。第二年春天，秦王朱樉和晋王朱便离开京师，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朱棣却未能与他们一同就藩。他同周王朱橚、楚王朱桢、齐王朱榑等重新回到中都凤阳，在那里又生活了整整两个年头。洪武十三年（公元年）三月，燕王朱棣正式受命就藩北平。王府的燕山中、左二护卫侍从将士五千七百七十人，都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赐。告别暮春三月的江南，朱棣将要奔赴那从未去过的塞下北国。一切都将是生疏的，等待着他的是一种更为新鲜的生活，真正的藩王生活。而他对这一切都充满着信心，因为二十一岁的朱棣已经开始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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