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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在佛采尔顾问团遭遇信任危机，佛与蒋的矛盾逐渐表面化之际，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的冯·塞克特上将应邀访华。
1、为何选择塞克特？
塞克特是德国国防军元老，在军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也是历任德国赴华顾问团团长中资历最高的一位。
他以非凡的个人历史及其重整德国军备的卓越贡献受到了蒋介石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器重与优厚待遇。
塞克特年出生于普鲁士一个官宦家族，祖上历代皆任职于王室朝廷，并荣获多枚奖章。塞克特19岁即成为步兵团军官，后又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跃为军界一颗新星，接连晋升，并游历世界各地，增长见识，为以后登上德国军界最高层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塞克特以陆军中校军衔担任第三军团参谋长，他与佛采尔共同在法国北部指挥作战，立下赫赫战功，以后又突破波兰，攻入俄国本土，是德国军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参谋长”。
年1月，塞克特受命前往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出任土军最高统帅参谋长，这一职务与后来他来华出任蒋介石参谋长大致相同，当时土耳其是德国的盟友，但因国力有限，很快战败，塞克特率领德国参战人员全部经由俄国撤回德国。
年9月17日，他在离开土耳其之前曾写信给友人，谈到了他在非基督教国家服务的经验，并表示今后如有可能，希望来中国担任军队参谋长。
德国战败后，塞克特曾为之痛哭失声，但他并未消沉，在兴登堡与格鲁纳委托之下，他曾赴俄国组织德军撤退与东线布防，塞氏按照其“以攻为守”的战略思想，曾于年初重新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占领东线战略据点，稳定了战局。以后他又出任德国赴巴黎和会军事代表，旋又担任和平军组织委员会主席，负责组建一支小规模的战后武装。从此，塞克特便成为复兴德国军队的中心人物，担负了这项历史重任。
塞克特决心训练出一支量少兵精的队伍，为德国陆军之复兴确立基础，他经过艰苦努力终于逐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军官，如隆美尔(Rommel)、波克(bock)、李布(Leed)、莱谢劳(Reichenau)等人以后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军著名将领。
塞克特在战后异常艰难的环境之下，以极大的智慧提出并在实践中完善了他的“兵不在多而在精”的建军思想，与之相适应，他建立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的训练制度，他要求军人对政治保持严格中立的超然态度，严禁官兵参加政治活动。
在日常军事训练中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的严厉程度，例如军官不许与士兵一起喝酒；为了让士兵养成绝对听从命令的习惯，在军营中凡居住楼上的士兵一律不许用自来水，而要一趟趟地下楼用水勺盛水上楼使用，而不许询问这种命令之正确与否；哨兵执勤时连续几小时保持立正姿态，不许稍息等。
在这种近似苛刻的要求之下，德国陆军渐渐养成了如同机械人一般的严谨作风，军队的复兴与重建基础赖以奠定根基。
在政治态度上，塞克特是以极右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国会代表身份而进入政界的，但他仍然忠于王室，他希望在共和政府外衣掩护之下，逃避外界巨大的压力，保存国防军之精华，为将来向“更大目标”前进作好准备。
2、塞克特来华原委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势力利用战后德国之衰败和人心思动之机迅速崛起，发动慕尼黑暴动，国防军中以鲁登道夫为首的一批军官倾向于纳粹，曾使塞克特开始了在国防军中清洗纳粹分子的工作，他派助手法肯豪森将军（即后来接替他任赴华顾问团团长职务者）出任纳粹分子在军中活动的大本营——步兵学校的校长，对之痛加整肃，初步抑制了纳粹党人的嚣张气焰。
然而，塞克特及其领导的德国陆军在复兴德国的最终目的上与希特勒是不谋而合的。
年秋，塞克特因擅自邀请前德国皇储检阅军队而被共和政府抓住把柄，为兴登堡总统所忌。
兴登堡在战后出任德国总统，因同是出身军人，他对陆军总司令塞克特存有戒心，塞氏心中当然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有兴登堡在位一日，就容不得他有所作为。
塞克特参加了“国家人民党”反对共和政府的活动。该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倾向于与纳粹党合作，而塞克特也开始改变他对希特勒的态度，他讨厌“老朽”的兴登堡，希望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年轻政治势力来接管政权，解决德国目前之危机。
在国际关系上，塞克特的思想并不与纳粹党人一致，他希望维持国际和平。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塞克特对中国“表示无限同情”，他建议蒋介石充实力量，以备将来，并对中苏关系缓和表示高兴，他主张中苏德三方联合一致维护欧亚大陆的和平，反对日本的侵略，他在其所著《东西之间》一书中曾警告德国政府不可贸然反苏。
希特勒上台后，塞克特对纳粹党人的一套内外方针并不完全支持，但他内心深处又觉得德国目前是需要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的，故而他以退休之身份协助德国国防军工作。
当时德国军方未被纳粹党所掌握，而是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国防部长柏龙白是塞克特的老部下，与之联系颇多，关系密切。
在复兴德国的大目标下，纳粹党人与陆军、大企业家三方形成了统一战线，彼此互相支持，互不干涉，当时政界人物尤其是纳粹党对军队的支配与影响十分有限。
但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并不能长久维持，希特勒正把手伸向军队，他利用兴登堡之老朽昏聩，一步步挤入军界，以充分的职权与财力支持来换取军队对其独裁与纳粹主张的容忍。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下，塞克特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3、塞克特的中国之行
佛采尔邀请塞克特访华，本意是受蒋介石之托，欲借机为自己的顾问团壮声威，他完全没有料到在这背后蒋介石的“换马”用心。
他在邀请函中写道：
“中国政府经常邀请世界知名人士来华访问，藉以增进彼此间之友谊与了解，以及促进共同利益。有关邀请阁下前来，显然系在探讨形成德国制度与组织之深奥所在，尤以推动军事体系之原动力以及操纵经验。元帅（指蒋介石）常问部属有关阁下创建国防军之详情。”
塞克特慨然允诺来华，做一次由中国政府出资的旅行，自然乐意。同时他也想暂时逃避国内不利的环境，并为国防军之重建寻求原料帮助，个人经济也可有所收获。
他当即致电蒋介石表示谢意，同时通知德国外交部，说他将经过英属印度去中国访问。
就在塞克特准备来华时，他又收到了一封由安德烈亚斯·迈尔·马德尔上尉(AndreasMayer-Mader)代表中国广西省地方当局邀请他访问两广的信。
马德尔自从年起便受聘于广西当局，任南宁军校教官，他当时正与梧州大学校长、曾经留德的马君武一起受李宗仁之托在德访问，寻求对于在南宁创建一家兵工厂的支持。
马德尔声称广西是中国的“普鲁士”，最后必将统一全中国，并对德国之复兴提供较大帮助。塞克特答应了他的要求，来华后将对两广做“礼节性访问”。
年4月中旬，塞克特携夫人离德启程，当时有两位与德国国防部及工业界有密切关系的商人随其来华，一为汉斯·克兰(HansKlein),另一为库万特·普莱（CurtPreu)。
他们乘船抵达香港时，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派人到港迎接，欲请他们先往广东，塞克特因受南京政府之先约，不便前往，便派克兰、普莱前去，而他准备等一等再寻机赴粤。
5月8日，塞克特乘船抵达上海，国民政府特派交通部长朱家骅前往码头迎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朱家骅受命为塞克特访华全程陪同者，为照顾67岁高龄的塞氏身体，他特地选派一位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陪同塞氏，妥为看护。
佛采尔当时正在北平协助华北防务，未能到沪迎接，他派遣海英士上校来沪，担任顾问团与塞氏联络员，佛采尔并亲书致塞，对不能抽身前来接迎表示歉意。
当时有些报刊由此猜测佛塞两人关系不佳，并发表消息臆测其中内幕，制造了不少谣言。
实际上佛采尔确因军务繁忙，无暇南下，而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不会多虑工作以外的人际关系，造成了此一疏忽，连德国公使陶德曼也认为佛氏应该南下迎塞，然后趁塞在场向蒋介石解释有关顾问团的一切误会。
可惜佛采尔未及做此，致使塞克特也对其产生了误解与不快，对他自己及顾问团的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
塞克特夫妇在上海停留数日后，即乘火车前往南京，他们下榻于佛采尔住宅中，受到佛采尔夫人的周到接待。
4、塞克特与蒋介石的相谈甚欢
5月22日，塞克特夫妇乘上蒋介石派来的专用军舰沿长江西上抵九江，转上庐山与蒋会见。
塞克特在庐山住了10天，受到蒋介石夫妇的款待，29一31日，他们进行了3天长谈，有关会议记录目前尚未找到，但据塞克特日记所载，他们在会谈中谈了许多关于建军的“大问题”，对于佛采尔及顾问团的工作并未深入涉及。
蒋介石向塞克特稍稍透露了他对佛采尔之不满，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表扬了佛氏的工作成绩，塞克特因尚未与佛氏见面，对这些问题不了解，无法表态。
蒋介石盛邀塞克特延长留华时间，作他的“高级顾问”，负责提供军政经济问题之咨询并接任顾问团团长，塞克特以身体不佳为由婉言相拒，但他答应根据在华考察的结果为蒋介石写一份军队整理建议书，作为他对中方期待之回报。
在谈到德国国内问题时，蒋介石向塞克特询问他对于希特勒及其国社党的态度，塞氏回答说：
“他（指希特勒)这一套我不懂，也不赞成，我动身前他组阁，要我在军事上帮忙，因我不能同他合作，故婉言谢绝。不过，话说回来，以德国现在情形，没有重心也不行，各党派争执甚烈，恐无人能维持此局面，只有他来或者是一个办法。”
这番话，表明了塞克特对希特勒既厌恶又怀有某种希望的矛盾态度。
关于中国军事问题，塞克特向蒋介石表明了他的看法：
（一)中国常备军有60个师即可够用，中国士兵勇敢耐劳，只要训练得法可成劲旅；
（二）练兵要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与自给的兵工业，不能完全依靠购买外国武器，在创办中国军工企业方面，他可以帮忙；
（三）中方应先成立一个训练团，调集各部队将官来集训，逐步推广德式训练，以完成重建军队的任务。
塞克特在会谈时根据观察所得，在日记中谈到了他对蒋介石的印象，他认为蒋介石不是一个如同拿破仑、俾斯麦之类的“盖世英雄”，而只是一位如同土耳其民族领袖恩佛帕夏（EnverPasha)式的能够在动荡复杂环境中屹立不倒的人物，也是中国目前统一的希望。
他表示了愿意助蒋一臂之力的心意：
“如果再年轻二十岁，定愿与之共同工作。”
塞克特在庐山期间因不适应山间变化不定的气候，患上了感冒。
6月2日，他下山返回南京，适逢《塘沽协定》签订，佛采尔完成了北方的任务，南下江西准备参加第五次“剿共”战役，他在路过南京时，应塞克特之召停留了几天，两人进行了会谈，“其结果似为不欢而散”。
6月6日，塞克特北上视察，在华北各地逗留了三周时间，访问了山东、河北、北平各地，受到了主持河北政务的何应钦、黄郛等中方大员及驻北平德国公使陶德曼的款待，并会见了各国驻华使节及武官。他还视察了驻长城各口中国军队，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以此为据草拟了一份《致蒋介石元帅陆军改革建议书》。
月底，塞克特返回南京，途中特地在曲阜下车，游览了孔府，并与孔子后裔合影留念。在南京，塞克特访晤了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员，进行了礼节性谈话。
6月30日，塞克特从南京赴沪登轮回国。临行前，他将草拟完毕的《陆军改革建议书》托由海英士上校转呈蒋介石审阅，“作为贡献中华民国与伟大的领袖的友谊礼物”。
朱家骅在送别时，代表中国政府向塞克特赠送了34件珍贵礼品。
5、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
蒋介石一再挽留塞克特在华多住些日子，就在塞氏临别前，他还亲笔写信给他，表示将聘任塞氏担任比现任总顾问拥有更高地位、更大权力的职务。
塞克特清楚地明白了中国人对他的倚重甚至是崇拜，他在给其姐姐的一封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在这里，我被当作军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蒋介石对塞克特之离去十分惋惜，他发誓要再请他来华服务，对之寄以无限希望。蒋介石在给训练总监朱培德的信中写道：
“塞将军今日回京，觉其言行皆可为军人之师法，中甚有感。彼对中国军事必有贡献，惜将回国，不能久住，惟其回国后，必能尽力相助。”
蒋介石对塞克特的这种崇拜，与其说是来自塞的建议，不如说是出自塞的名望。其实塞克特对于中国问题的见解并不比他的前任或其他顾问高明多少，但塞氏战后重建德国军队之功绩及威望则是别人所不及的，这恰好迎合了蒋介石的需要，他满心希望塞克特在中国再施展一次建军的手段，一举改变国民党军队的松散、无能及战斗力低下的局面。
蒋介石对于塞克特之优宠曾引起了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大员的不解与不满，他们联合向蒋提出质询，而蒋介石则耐心地向何应钦解释说：
“我们国家要建军，建军是不容易的事，主持建军的人，要具有很高的学识经验与品德。冯·塞克特元帅正是这样一个胜任的人。”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朱家骅立即组织人员翻译塞克特临别时赠蒋的两本著作《德国国防军》及《一个士兵的思想》，分发各有关机关人员参考，而其所著《陆军改革建议书》则更是被广泛传阅并遵照执行。
塞克特在这份《陆军改革建议书》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塞克特在报告中首先指出，“政权的根基是军队”，中国当前建军的迫切任务，不是组建一支庞大的陆军，而是集中精力训练出一支素质优良、装备完善之“核心武力”——教导旅，用以作为将来在需要时“无限扩充”之基础，“目前贵国军队不在患寡而在患多”。
“余宁愿建十师精锐之陆军，而非在同时欲建二十师普通之部队…同时各兵种之协调亦为现代战争成功之首要。”
塞克特运用其在德国建军之经验，为中国整军提出三项原则建议：
(1)军队是国内统治之基础与防御外来侵略之盾牌；(2)军队之威力来自其优良之素质；（3)军队之作战力在于军官团之培养。
根据这一思想，他建议中方立即着手建设一支新教导旅，“此旅可使参谋本部之军官及陆军参谋大学之学员增进指挥作战之能力，其最终目标即在训练一组基层人员，通晓现代战争原则及其应用，使前来受训者能习染现今战场指挥官所具有之知识与经验”。
他主张训练应从师级以上军官开始，彻底改变军队基层的旧式面貌。这一教导旅应包括2个步兵团、1个炮兵营、1个工兵、坦克与通讯连以及1个骑兵中队，配以一个顾问参谋小组，既有资深的顾问，又有年轻的参谋，针对受训者各自状况，给予个别辅导训练。
在武器装备供应方面，塞克特认为从长远利益出发，必须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除了提高劲旅的训练水准外，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
“本人始终认为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参与创建此类工厂。”他“大力强调了武器装备的改进与配备对于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性”，并举例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窥伺中国，若无相对炮兵与之抗衡，在未来抗日战争中防御和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如不加强训练和供应足够的武装配备，将来在战场上势必遭受严重损失甚至溃不成军”。
他提出以欧洲军工企业为依靠基础，建设中国的兵工厂，不断地增加军火自给，改变完全依赖外购的弊端，以免在关键时刻受制于人。他的这一建议被中方采纳，在塞克特第一次来华后，便全力发展中国军工企业，为后来在抗战爆发时保证中方军火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战前交通建设，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论述道：
“中国如无相当的工业基础，现代化的军队将无从建起。独自地与有效地生产自已的武器以及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之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之任务。”
但是，正忙于剿共的蒋氏并不能顾及这些建设事宜，因而错过了大好时机，直到临战之前，南京政府才开始重视起国防交通建设来，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绩。
塞克特还针对中日未来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加强长江中下游战略防备的建议，“在长江流域各重要据点有设置鱼雷和炮台的必要，以封锁敌舰的通航和侵袭，为保障国家政治及军事中心的安全，防范任何危机的发生，依本人看来，似为刻不容缓的急务”。
他的这一建议对于中国的抗日战备具有重要的价值。
塞克特建议书中最令蒋介石满意的一点是他提出了加强蒋介石对军队独裁统治的建议：
必须建立一支“在您（指蒋介石）本人统帅下的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整修军事体系，包括训练管理、发展，必须置于一位最高统帅之下”。
他强调军队的指挥、调遣、人事任免等大权必须集中于最高统帅掌握之中，“由于最近数次对抗日本之军事行动中显示，今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再允许地方或较高军事当局有任何独自为政之举”。
这与蒋介石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且正中其下怀，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称赞。
6、塞克特影响下的德国对华政策
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还就中方军队管理、行政财政改革及训练方式之改良等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他指出，“中原大战等例证说明，中国军队缺乏中央权威，各部门职责定主含糊及无法有效统一指挥是其最严重之弱点”，必须痛加改正。他建议增加德国顾问的数量并提高其工作效率，由德国顾问来掌握教导旅的发展，参与军政部的改组，掌握军费管理并帮助军火工业之发展。
塞克特在建议书的最后部分谈到了德国顾问团的问题，他知道蒋介石对顾问团的工作有所不满，因而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他写道：
“被聘来华之德国顾问遭遇种种困难，致使影响力无法扩张，自为预料中之事，仅有以阁下之力量，方能打破此种僵局。”
“在此种种困难之情况下，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似可共同合作，以便寻出困难之所在，何者应归于德方与何者应归于贵方，以及如何使合作发生效果。有关组织与装备问题，德国顾问将处于提供具体意见之地位，但阁下必须考虑内在与外在之因素，及将彼等之建议带入最利实行的状态中。”
总的来看，塞克特的这份建议书一是要达成在蒋介石绝对领导下的军事系统中央集权化，二是要让德国独占中国军事重建与工业发展计划之良机，把德国利益与蒋介石军事现代化及发展工业蓝图相结合。
但这些观点都是在鲍尔时期就已经提出来的，并不比鲍尔、佛采尔的建议高明多少，但由于塞克特的地位及蒋介石对其期望甚高，爱屋及乌，故而中方对其《陆军改革建议书》评价甚高，推崇备至。
塞克特来华后，有人曾建议他顺便赴日本访问一次，以便消除日方对他访华的疑虑，但塞氏以身体不佳为由断然拒绝。他离华归国途中，与随员详细研究了德国与中国“两广”地方当局的关系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要维持与扩大德国在华影响，必须同时维护对宁粤双方的关系。按照访华前的安排，塞克特离沪抵港之后，秘密访问了广州，并接受了陈济棠的款待。
他还在德国商人克兰及军事顾问普莱的陪同下，与广东方面达成了援粤建立军工厂及派遣军事顾问小组赴广的协议，广东方面则允诺对德供应钨砂。他们在广州的行动得到了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及其助手莱谢劳将军的幕后支持。
塞克特在归途中向德国军界及政经领导人写下了一份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详细建议，他写道：
“至于德国嘛，它不能也不应（在亚洲)作战，我们要设想当中国在所有领域各个方面都能强大起来时，德国仍能确保自己的在华地位，德国与日本站在一边不会失去什么，但所得也甚微…今后的努力还须再一次从军事方面着手，而不是为了取悦于外交部。”
他的这种观点，成为年前德国军方对华政策的基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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